前標竿雜誌創辦人暨總編輯Gordon Yen與敦煌藝術中心藝術顧問Iris Liu公子

早熟的靈魂住在年輕的軀體，並不是嚴仲唐唯一的極端組合。他擁有藝術家必須的感性，也有生意人不可缺少的理性。這一切，全歸功於父母開明的教育方式。

年僅22歲，嚴仲唐已開始從事專業需求度相當高的藝術掮客與策展人。他笑道，或許因為母親懷他時絲毫不避忌，成日挺著大肚子東奔西跑到處看展，讓他於胎教階段便與藝術非常貼近，所以此生注定與藝術結下不解之緣。當不成創作型藝術家？沒關係，他學習藝術評論與策展，依然產生聯結。從另一角度看，這個小夥子的意志還真堅定，他想走的路，任誰都無法動搖或改變，即便繞個彎，最終仍舊走回他設定的路線。幸好父母的態度堪稱民主，給予他一定程度的自由選擇權，否則他的人生肯定很糾結。孰料他竟說起冷笑話：「太安逸平順的生活會讓藝術家失去創作動力、給不出東西，糾結不見得是壞事。」

嚴仲唐坦承，朋友都覺得他是個相當奇特的怪人，許多極端的元素在他身上同時存在；「譬如，我很理性也很感性，有時超摳省、有時花大錢不眨眼，這一刻不按牌理出牌、讓人摸不清頭緒，下一刻又條理分明、邏輯無懈可擊。」他就連求學都很跳躍，「我在很多地方、很多學校讀過書，譬如台北、高雄、上海、倫敦等等，也曾在家自學─爸爸向教育部提案獲得批准。」這和他童蒙時期的願望不謀而合。「很小的時候，我就有一個奇怪的念頭，希望每一年都能住在不同的國家或不同的城市！」他解釋，「所以我一點也不覺得換學校有什麼奇怪。」

不知是天生就如此與眾不同，或者父母任他自由發展，沒沿用框架式的傳統教育法則，幼小的他已認知到自身的早熟。「爸媽一直把我當大人，沒把我當孩童，」嚴仲唐表示，「他們常用各種方式訓練我獨力思考的能力，並且要我學會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好壞都由自己承擔，沒人能幫我收拾善後。」

他記得，某一年過年，長輩想逗他玩，給了兩封紅包要他選，一包100元、一包1,000元；「當時的我根本沒見過千元大鈔，所以毫不猶豫選了紅色的百元鈔，媽媽在一旁提醒，要我多考慮一下，可我還是拿了百元鈔。事後，她告訴我，1,000比100多了一個零，代表1,000元是100元的十倍，我若選千元大鈔，就比現在多900元可以用，我才恍然大悟，但反悔已經來不及了。她想讓我明白，未經審慎思考就貿然行動，會嘗到什麼苦果，還有，別急著對不認識的東西說不，抱持開放的心態多研究、多觀察，或許會發現更多驚喜和可能性。」

至於生活層面的獨立，是他在倫敦求學時的學習與實踐。「倫敦的消費水準世界有名的高，隨便一碗唐人街的港式雲吞麵就賣10英鎊，相當於500台幣，」他說，「我寧可把錢省下來看展覽、買藝術品，所以自己買菜自己煮，從一竅不通開始慢慢摸索，到後來已經能做出蚵仔煎、鹽酥雞等等念念不忘的台灣小吃。」成年禮前夕，嚴仲唐最想感謝父母鼓勵他對多元領域的接觸；「因為他們，我的世界如此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