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發達、器材普遍的今天，「攝影」是一件好容易的事。拿起機器、隨手按下快門，影像瞬間定格。然而要在時光洪流當中，留下發人深省的浮光掠影，卻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張雍選擇到遙遠的東歐，開啟他的攝影之旅。

在歐洲學習攝影的文化

「為什麼要去布拉格學攝影？」很多人聽到張雍當年離開台北廣告公司的工作，跑到地球的另外一端，都會冒出同樣的問題。張雍的答案有很多種，從最簡單的「為什麼不？」，到最無厘頭的「本來想存錢去法國的，但錢不夠，所以只能飛到布拉格」，讓提問的人感覺滿頭霧水。

「在歐洲學攝影，如同老外學書法，要到中國、台灣或日本是一樣的道理。因為學的不只是技法、工具的起源，還有整個背後的文化。」張雍說歐洲生活的步調慢，與台灣快節奏的方式截然不同，在按下快門前，攝影師要取得被攝影者的信任，兩者才能建立起關係。「在台灣，攝影師習慣告訴被攝影者，『左邊一點』『右邊一點』。」與其說他想學的是攝影，應該說是長期影像的紀錄。

「在1989年，捷克共黨尚未垮台前，藝術家在當地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要把工作做完後， 之後才有空做藝術。如果你想透過藝術去表達某些觀點，就得想辦法去填飽肚子。」在這種成長環境下，張雍的攝影老師就是如此過活，「他來自捷克北邊的工業城Ostrava，我們每兩個禮拜碰一次面，他已經持續拍攝自己的家鄉，拍了六十多年。」所以老師交付給他的功課，都是需要長時間與被攝影者建立起某種程度的信任，例如到精神病院對病患的觀察。在張雍的鏡頭下，這些原本長期處在共黨高壓統治下而精神崩潰的患者，看似如此平和，但實際上需要花費許多時間與力氣，才能在他們面前按下快門。「其實也有拍到許多失控的鏡頭，但我把那些都捨棄了，因為太符合我們對於精神病患的刻板印象。」長期拍攝許多主流社會的邊緣人物，無論是四處公演的馬戲團、流浪的吉普賽人，我曾取笑張雍鏡頭下的人物都是黑白、不快樂的，他反而說「快樂其實有很多種。」

在共黨瓦解後，布拉格這座歷史悠久的城市，也不斷散發出各種改變的活力，2000年後許多好萊塢電影紛紛來此取景，連情色工業也來此拍攝A片，A片演員也成為張雍取材的對象。但他並不想記錄情慾，反而選擇演員們在工作以外的面貌。然而至今此拍攝計畫還未完成，「有位來自美國的A片演員，本來有計劃回去他的家鄉拍攝生活，但因為時間因素沒有完成，所以暫停。」

另外一個與情慾有關的拍攝計畫，則是當他離開布拉格前，拍攝「交換伴侶俱樂部」的成員。我們很難想像，歷經許多戰亂、依然保有許多古蹟、也孕育出許多優美文化作品（例如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布拉格，竟然也有赤裸裸情慾的一面。這間名為Big Sister的地下室酒吧，規定客人必須要成雙成對才能入場，還要簽下同意書，讓店內四處隱藏的攝影機，把所有的活色生香在網站上直播。「我告訴經理，聽過這地方很多傳聞、很多偏見，但我不相信，希望可以用攝影來記錄。」於是張雍得以進入這個極樂空間，但讓他感到困擾的是，因為酒吧免費提供酒精、食物給客人，希望他們喝到爛醉，在不省人事的情況下才能亂來、以便在網站直播時向網友收費；可是如此一來，就有違他與被攝影者關係的準則。「我希望可以與酒吧的客人，一起完成這個故事；可是當他們已經醉到自己都不記得名字的時候，所認識到的反而是一群喝醉的人。」

前後去了四次，客人們並不在意一路被跟拍，有一次兩個已經脫光的女孩反過來問他，「為什麼不一起同樂？為什麼你有穿衣服呢？這不公平？」張雍打哈哈地說，「因為天氣很冷，所以沒脫衣服，不然妳們去玩，10分鐘後再來吧。」結果這兩個女生醉歸醉，10分鐘後卻真的帶了兩個男生回來，然後就把他衣服脫了，大家一起嘻嘻哈哈，彼此取笑對方的裸體。「我一直記得那兩個女孩對我說的『不公平』，看到人那麼容易被酒精、藥物等所控制，雖然我出發點不是要去記錄清醒的他們，但仍希望是尊重。讓我覺得自己還沒有準備好，我不選擇先與他們同樂、打成一片，再拿起相機的方式，也許荒木經惟可以。」

在斯洛維尼亞展開人生的另一章

古老的布拉格在經歷政治轉變後，爆發出形形色色的能量，但某些程度上，這還是一座城市。在2010年夏天，因為女友Anja懷孕，於是張雍決定搬到她的故鄉斯洛維尼亞（Slovenia），從此他又進入了另外一個東歐。

「本來想要在《波西米亞六年》一書發表前，準備打包回台，她還來幫我打包，也在台灣談好廣告公司的工作，所以我告訴她會在台灣努力工作、存錢，可是又不放心把心愛的人留在東歐。」於是，那些運回台北的行李，在完全沒有拆開的情況下，一個月後又跟著張雍，回到了斯洛維尼亞，「當時還沒開放免簽證，所以有幾個月，是在沒有簽證的狀況下生活。」

與布拉格的都市生活相比，住在斯洛維尼亞與奧地利交界處的鄉間，讓人感覺明顯的不同，無論是四季景色的更迭、人與人之間的相處，讓原本使用傳統底片拍照的張雍，慢慢地選擇用數位相機、甚至手機，以彩色記錄下周遭的點滴。一方面是原本合作的暗房遠在布拉格，往來不是那麼方便，二來也是因為成家，不能像以前可以外出做長時間的攝影記錄。所以他改變了拍照對象，開始記錄Anja懷孕的歷程，然後又衍生出以女兒Sonja為主角，長達18年的拍攝計畫《Midva 2010─2018》。

儘管拍攝對象換成枕邊人，但攝影師與被攝影者的關係，還是如同以前沒變。Anja可以忍受一直被拍嗎？「當然不會，她不想被拍時會講，巴爾幹半島的人脾氣都很直接的。」攝影工具進階到數位器材，但張雍卻回過頭來尋找底片的效果，以手機拍攝的《Pieces》為例，他下載攝影應用程式，會在每張照片旁邊加上有如底片的格狀效果，讓他在重新排列、切割照片後，有如拉開一整個膠卷。即使時空順序被打亂，影像彼此之間形成另一種關連，一如張雍本人在歐洲與台灣來回穿梭。

至於記錄女兒Sonja成長的《Midva 2010─2018》，難道不怕女兒長大了會反抗嗎？張雍說，那也是女兒的權利，無論她有什麼反應，都是可被接受的。我只好大膽預言，以後他們家可能會出現老爸與女兒，兩人隨時手持相機對峙、彼此互拍的局面。

在台灣與現實磨和所學

在首次接觸張雍的作品後，雖然對他在東歐研習攝影的精神很佩服，但我也很擔心這些精采的影像，一旦離開東歐就消失了。於是2009年，Chanel的J 12攝影展《Journey of Time》，我大膽地推薦張雍回台接下此一重任，在超過一個多月的工作歷程中，他面臨到所學紀實攝影理論，在台灣執行時的困難度。一來是被攝影者的時間有限，二來是所有人看到鏡頭，都會不自主地想要擺好姿勢。在去年，張雍接下了張惠妹專輯《你在看我嗎》封面攝影，以及電影《Love》的劇照攝影工作，也是面臨一樣的問題。

張惠妹在接受訪問時，記得一開始與張雍合作，讓她不知所措，因為她預期張雍會按下快門的時候，他並沒有這麼做。於是她越想在鏡頭前準備好，反而不是張雍想要的效果。最後他們花了時間溝通，讓張惠妹卸下心防，去拍攝「不要預期會有怎樣」的影像。在電影《Love》的拍攝現場，因為張雍的相機並沒有防音罩，若在拍攝時按下快門，會干擾到現場收音。因此他選擇攝影機沒有開工時，記錄下演員們在進入或離開角色的那一瞬間，「如果是拍攝演員在攝影機前的演出，那還不如直接從電影膠卷剪出來就好了，又何用相機呢？」

這樣拍照的方式，也再次考驗著被攝影者的關係。張雍說電影有一幕是郭采潔邊走邊崩潰痛哭，照理說在排練時應該一路跟著她拍照，「但那樣會干擾她的演出，那我選擇放棄。」當然也有些人會意識到張雍的相機在現場，像是阮經天，「後來別人就說，『你一直擺姿勢也沒用，張雍也不會拍啦。』」當然他也記錄下導演鈕承澤在現場發飆的局面，「某些時候，那是一種帶領團隊的方法，不能太好、不能太兇。整部戲的壓力都在他身上的時候，是很不人性的一件事。」

與大多數人，一拍完照立刻與人分享的習慣不同，張雍還有許多影像，累積著尚未發表。「因為沒有沈澱、準備好以前，不會公開。如果這樣做，創作者很可能因為觀眾給的掌聲、或意見，就迷失，乃至於誤導原有的想法。」數位科技讓影像創作更為便利，但他還是相信時間沈澱過後的，才會是真正能印在腦海的圖案。一如旅程中的風景，唯有動人的才會成為無法抹去的記憶。

Photo/張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