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蔡國強的眼裡，中國社會的底層，有多少農民工，就有多少創意無盡的達文西（Da Vinci）。
《Newsweek》讚譽蔡國強不只是國際文化的先鋒，精確而言，他更像是一位「銀河系的藝術家」，他的創作理念跨越了東西文化的界限，深藏於其裝置藝術表演中的是極其繁複深刻的人文主義，蔡國強無羈地取材自遠古神話、軍事歷史、煙火技術，將他所稱「可見的世界」與「不可見的世界」巧妙串接，國際藝壇讚譽他的藝術是「社會能量的爆破性體現」。
擅於講述時代寓言的蔡國強，在上海外灘美術館的《農民達芬奇》（Peasant Da Vincis）收藏特展中，為農民發明家們度製了一展盛世雄心的創作計畫，他首度以收藏者、策展人、藝術家三位一體的身份現身，佈設中國農民追尋夢想的時空裝置，再度爆破了當代對於藝術創作的認知標準。

文化現成物與農民創造力

「我只做我喜歡做的事、我感到好玩的事情。個人的閱歷、對於世界的認知，在不同時間會是不一樣的，歷來我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為了彌補自己的不足。」憑藉著考古學者與歷史學家般的敏銳感悟，蔡國強藝術實踐的核心概念，在於塑造具有辯證意義的空間場域，他曾連續多年被英國權威藝術雜誌《Art Review》評選為全球藝術界最有影響力的百大人物之一，更曾於2007年11月25日香港佳士得的「亞洲當代藝術」拍賣會，以《APEC景觀焰火表演十四幅草圖》近七千五百萬港幣的成交金額，締造中國當代藝術世界拍賣紀錄、中國畫作世界拍賣紀錄、蔡國強作品世界拍賣紀錄等三項世界拍賣紀錄。
繼北京奧運開幕式及中國國慶六十週年慶典之後，蔡國強再度以其作品擅見的「文化現成物」概念，藉由社會議題的操作，向全世界展示中國農民特有的非凡個體創造力，飛機、飛碟、潛水艇……，並非展示國力的高科技炫奇之作，而是超越文化與時空限制的創意奇景現場，這是屬於蔡國強的想像烏托邦，造物主並非上帝，而是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創意家代表們。

視農民發明家為自我分身

為何選擇以農民發明家為展覽主體？蔡國強破題地提出了政治正確的角色身分：「我自己本來就是農民的兒子。不，我就是一個農民。對我來說，農民發明家們所展現出來的好奇心與開拓性，從任何角度看來都和我很像，他們做東西的趣味跟我這個藝術家也相當接近。我從他們所創造的夢想當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在這次展覽中，蔡國強抽離創作者的角色，以旁觀者身分成為一個說故事的人，「我在整個展覽中的分寸是需要小心拿捏的，我的因素少了，展覽看起來只會像是農民創造物的博覽會；而我的因素多了，又會顯得農民的創造物都只是我的裝置材料而已。所以我很清楚，一定要做成跟藝術與精神空間有關的展覽，包含這些農民對未知世界開拓的勇氣和創造力。由於技術、資金等條件限制，這些農民做東西會停留在某種很有魅力的狀態，一旦條件允許了，他又容易做過頭，變成工業產品，我就不會去選擇這樣的東西。我收藏、展出這些作品的時候有三個前提：一是藝術性，二是故事感人，三是他很困難，需要錢繼續往下走。」

不知如何降下

農民發明家的事蹟時有所聞，早在多年前，蔡國強便留意這些中國農民製作飛機、飛碟、機器人的相關報導，起初只是單純覺得好玩，並未意識到這象徵著中國底層的創意能量，直到2004年，他被安徽農民李玉明發明的潛水艇「霞光一號」打動，才開始收藏農民的發明。2005年6月，蔡國強出任威尼斯雙年展中國館策展人，支持藝術家孫原與彭禹的方案，邀請安徽蕭縣「飛碟狂人」─中國農民杜文達前往威尼斯展出飛碟創作。放飛飛碟時，蔡國強詢問杜文達：「想過飛起來以後要怎麼降落嗎？」杜文達直覺地回應：「沒想過，只想讓它飛起來。」展覽當天，飛碟未如預期飛行升空，杜文達擔心這會讓大家丟臉，蔡國強反倒安慰他：「沒事的。全世界都很尊崇義大利發明家達芬奇，但是他的發明從來沒有一個做成。」這樣的互動觸動了蔡國強的心思，他認為這是另外一種中國社會面貌的投射，而「不知如何降下」，正是整個中國火速噴發進展所呈現的狀態，《農民達芬奇》也就順理成章成為此次展覽之名，「以前，我們從網路、報紙和電視上看到關於這些農民發明家的報導不少，但多數時候，大家都是抱著嘲笑或懷疑的態度看他們，這次不同，我想從文化和創造力的角度，認認真真地來報導他們、討論他們。」為農民發明家們的創作身世正名，蔡國強專注地提出展覽策畫的初衷。

農民，讓城市更美好

持續六年的關注與收藏，蔡國強由北京展開探訪農民發明家的旅程，一路行經江蘇、安徽、四川、湖北、廣東、福建、浙江、江西，在超過九千公里的行程後，蔡國強帶著農民發明家們的六十多件作品亮相。在由中國最早的博物館之一亞洲文會大樓舊址改建而成的上海外灘美術館外牆，便將杜文達所發明的飛碟懸於空中、置於地上，牆面則是由蔡國強書寫的大字：「不知如何降下」，「不知如何降下」的狀態，在蔡國強的解讀中具備浪漫的想像，他覺得所有藝術家在創作階段，都只關心著如何將東西創作出來，全心全意只關心那個過程，而「不知如何降下」在某個層面來說，也暗喻了中國現處的狀況。另一個展覽觀點─「重要的不在飛起來」，則是反思飛速發展社會所追求的無止盡慾望，與農民的夢想、個體的創造，當中所形成的高度反差對比。相對於風光開張、以「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為口號的世博盛會，蔡國強籌畫的《農民達芬奇》收藏展，擬定了「農民，讓城市更美好」的見解，他人常問蔡國強：「世博會的主題是城市，那麼農民與城市具有什麼關係？」他不加思索地回答：「全中國的現代化城市，哪個城市不是由眾多農民的血汗蓋起來的？世博會的歷史與任務就是萬國通商，展示不同國家與民族的發明創造，讓人類的生活向著更美好的方向發展。那麼我就希望思考『創造力是什麼？』這樣的命題，回頭關心中國農民原生態的創造力。」如同庫爾貝、馬奈、柯比意當年於世博會期間所策動的展出，透過非官方的個體策展方式，自民間角度呈現出世博會之外的觀點，蔡國強展現了獨立於集體意志之外的個體農民創造力。

詩意無限的精神世界

在外灘美術館的一樓展廳內，作為裝置藝術般呈現的是山東農民譚成年遇難的飛機殘骸，這個宛若紀念碑的儀式化裝置，不但以視覺化的方式說明著關於發明的嚴肅生命故事，也提醒著我們，在中國發生的農民發明家故事，都是再真切不過的事實。二樓的展廳內設置了五十多個風箏，每個風箏都以投影的方式，敘說著農民發明家各自精彩的故事，蔡國強同時將農民發明家的名字、出生地及其發明創造一一分類，書寫於展廳壁面，「這次我刻意要將自己的字凸顯出來，成為與農民發明家們的創作相輔相成的藝術語言。展場裡的各式標語，不論是『農民，讓城市更美好』、『不知如何降下』、『重要的不在飛起來』，都是我寫的。就連紀錄片裡的農民籍貫、姓名、出生年月和他們的作品等，都是我手寫後再拍下來的。我為什麼要寫？因為大家都知道中國人會書法，把他們的名字打出來和我自己用毛筆寫出來，感情真的不一樣。我不太會寫字，將書法應用到藝術展覽中，以前也有過，都是比較小型的。平時我也不大寫，這次算是比較大規模地展示我自己的字體。」蔡國強自嘲「蔡氏書法」的妙用：「其實，我的書法是亂寫的。我父親是搞書法的，對於我的爛字他向來不滿，他說太難看了。我從小就反抗他，我是長子，卻只追求西方文化的素描、油畫和雕塑，偏偏不搞書法也不畫國畫。但我父親後來發現，我的字雖然醜，也能自成一家。後來我創作草稿時，最喜歡用毛筆，我做草圖都用毛筆畫，隨意而快捷，看場地後比如說要在山上做一朵雲彩、畫幾筆山、畫一朵雲彩，都很快，但外國人拿一個鉛筆要勾勒半天，惹得用硬筆的外國藝術家好生羨慕。」
三樓的展廳成為了機器人的藝術生產空間，由北京通州郊區的「機器人發明家」吳玉祿夫婦及兩個兒子、兒媳，現場製作具有藝術家特質的機器人，例如跳牆的克萊因、甩動顏料作畫的波拉克、抱狼的波依斯等。四樓展廳則展出五艘由李玉明製造的潛水艇，以及四架形態各異的飛機、直升機與飛碟，勾勒出農民發明家們詩意無限的精神世界。

從「中國製造」走向「中國創造」

帶有天趣的飛航潛行創造物。這些農民工發明家們，用一輩子只做一件事，你說他們不瘋魔不成活嗎？創作成為他們的生活，融入他們周遭的生活，情緒的感知或情感的釋放，都仰賴著創作。除此之外的一切，他們不懂，也不見得想懂。行走在孤獨中，要學會痛快地享受和堅強地忍受，在這般創作情境中，發明家們以神化的飛天大夢進行體驗式創作，蔡國強若有所思地表示，「創作其實是非常務實的，有夢想，但要落實。落實就要靠資本，資本的多少足以影響夢想落實的多少。當農民發明家受到尊敬，他們會覺得自己的創造有了市場。如果最廣大的農民都有了這樣的意識，中國有可能從『中國製造』走向『中國創造』；但是也因為現代化的進程，讓這些農民不管多努力，當中的質樸感會慢慢消失。這種質樸感對我來說，就像放一朵煙花一樣，當時欣賞了它的美麗，但很快就消失不見。長時間看不到的話，自己就慢慢傷感了。」

縫合生活與藝術的謙卑智慧

底色越平實，敷畫在上頭的顏料才更顯奪目。真摯、樸素、果決、踏實，是這群發明家們共有的本色，正因這般近乎無色的底色，才造就了他們之所以得以成為發明家的先天要件。
在蔡國強的觀察中，這群農民工發明家們有種共同的天性，骨子裡展現出一股由衷的樂觀，他說這也許是出自對土地謙卑感恩的心態，他們從不張狂自滿，就算遇苦了也是說說笑笑，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般。種種創作都代表著個己的觀世哲學，而農民工們的創作，實則帶著武士精神的況味，他們用盡心思以求醒人耳目的創作，不該是社會的棄物，蔡國強反倒認為應當將所有的創作與發明，和當下的生活、藝術縫合起來，人們才能從中獲取必要的難得智慧。

圖片/林毅、林志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