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全球受到肺炎疫情影響，人類世界的危機感達到了戰後的另一個高峰。雖然疫病不具有戰爭的殺戮性，但是隱形地吞噬生命，所形成的是另一種未知的恐懼。這樣的恐懼既壓抑又迅速地四處蔓延，衝擊著人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意外陷入健康與安全的不確定感，逼迫著人們得要重新面對「如何生存」的全面性思考。

談及「生存」，長期都是藝術家們熱衷的題材，甚至可以說是當代藝術的終極課題之一。作為人類社會中最敏銳的一類人，藝術家期許著自身創作能夠承載有意義的內容。於是經常身處於「我們將何去何從？」的思辨中努力工作著。

那麼，以藝術之名：藝術家是如何應對生存這件事情呢？

Tom Croft，《Harriet Durkin》，30.5 x 25.5 cm，Oil on canvas board，2020。（圖/取自THE NET GALLERY，2020年THE NET GALLERY：《PORTRAITS FOR NHS HEROS》線上展出，非池中提供）

關於生存層次的同心圓設想。（圖/非池中藝術網製，非池中提供）

假設以人類的本能出發，將生存的層次粗略分為三層的同心圓。它的最外圍所論證的往往是「與自然的共存」，而中間會出現關於「社會人際關係」的討論，最核心的內圈則是來到「自我認知與定位」的剖析。當然，每一件藝術品所涉及的內容都不會（無法）簡單地落點在同心圓某處，更多的狀況是兩層甚至三層的交互疊加。而當多樣的當代藝術品被並置，我們也可以見到一個時代對於生存的理解與反饋。文章從同心圓的假設出發，試著由外而內觀看藝術家們如何詮釋生存的不同層次。

峨冷•魯魯安（安聖惠），《消失前的最後嘆息》（2016 Pulima首獎，裝置作品），平面影像輸出、燈箱、打包帶、彈性繩、軟雕塑、編織，尺寸因空間而異。（圖/台北當代藝術館提供，2019-20年台北當代藝術館：《災難的靈視》展出，非池中提供）

以台灣的經驗而言，地震與颱風是最經常遭遇的天災。魯凱族藝術家峨冷•魯魯安是，所創作的《消失前的最後嘆息》以攝影、燈箱和編織雕塑的形式，回望著故鄉－新好茶部落在八八風災（2009）災情帶給他的知覺。當電話中朋友急促的提醒、當土石襲來、當生命瞬間消失。作品描述著近乎超現實的事件，再現著故鄉失速墜落的夢魘。進入作品時，在平緩的氣氛中卻感受到翻湧的情感。既是被傷慟壓迫的身心，也是奮力面對失序的自我治療。

峨冷•魯魯安的故鄉因為政治或自然因素，從舊好茶（700歷史）、遷至新好茶（1977）、再遷移至禮納里（2011）。反覆重新適應生活，讓魯凱族「家屋」（靈魂的懸掛之處）的概念難以連貫。經作品可見，生存的概念不僅限於自然生命，同樣關乎於傳統文化與生活方式。如何在歷史的長河中保留前人文化，也成為了不同族群各自嚴肅面對的課題。

格雷戈里•克魯德森Gregory Crewdson，《Redemption Center》，2018-2019。© Courtesy Templon, Paris Brussels，影片取自高古軒官網 2020年洛杉磯高古軒畫廊 Gagosian：《An Eclipse of Moths》展出（圖/非池中提供）

藝術家格雷戈里•克魯德森的16件《飛蛾的日蝕An Eclipse of Moths》系列作，以劇場式的攝影呈現出蕭瑟的世界觀。實景拍攝的手法，同時提供了荒謬感、違和感和視覺說服力。讓觀者們從一個全知視角及抽離的態度，審視著喪失活力的城鎮。創作團隊將作品核心定調為幾不可見的「光」，試圖在末日的銜接處找尋秩序與希望。畫面就像是被按下了靜音鍵，角色們的徘徊與佇留顯得更加孤寂。又透過末日配樂的氛圍，暗示著厚重的困境。以視覺和聽覺設想著人類「無法維持文明」時的境遇。

系列作品並未揭示某個戰爭或天災的背景，而是自然地映照著種種人們都知曉，卻都不願面對的環境共業。在兼具毀滅性與美感的構圖當中，擷取了一個個怵目的、不安的狀態。像是預告片一般，講述著人類或許將要面對的困境。藉此反省著人性之中，讓生活難以延續的冷漠與疏離。

范柯•荷瑞古拉芬Femke HERREGRAVEN，《腐敗的空氣──第六幕》，複合媒材裝置，尺寸視空間而定，2019。（圖/藝術家及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逃脫星球），2020年臺北市立美術館 台北雙年展：《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展出，非池中提供）

長期關注社會機制和「價值系統」的藝術家范柯•荷瑞古拉芬，所發表的《腐敗的空氣──第六幕》模擬出了一個末日將至時，生存主義者所建的避難室。這個地下碉堡的設定是能夠完整隔絕天災，為生命提供庇護。走進展間的入口處，燈箱表列了1996-2018年間「巨大災害債券」的相關資訊。內部則是有三隻絕種動物的數位模型，用無所謂的態度討論著關於末人Last Man（最後的人類）的話題。電影般的科幻場景，描述著人類末日將至的焦慮。並進一步地對於社會階級與生存權，提出了質疑。

生命安全應該生存的基本。然而在面對巨大災害時，生物都會本能地首先保全自身（和熟悉的群體）。不過顯然此作中末日碉堡的概念，並非是諾亞方舟一般的救世方案。而是透過「誰能進入避難？」的暗示描寫，將社會（經濟）權力做為能否取得生存權的區分標準。反應出在有限的資源下，物競天擇的真實與殘酷。並且引導著觀者們思考：「在人類的歷史與日常生活中，各式各樣的末日碉堡是如何默默運作的？」

流水生+m#e^s，《流水生邊度》，影像裝置、圖像設計，依空間尺寸而定。（圖/非池中藝術網攝 關渡美術館提供，2020年關渡美術館：《五月共感：民主中的众流》展出，非池中提供）

免於恐懼的自由，是人類文明的天然基礎。但香港從雨傘運動（2014）到反送中運動（2019），再到立法會選舉（2020），至今仍在爭取著最基本的民主與人權。香港社會近年無奈地用行動表達了民意訴求，慘烈且艱辛。而由香港與台灣學生共同組成的團體「流水生+m#e^s」以作品《流水生邊度》，將反送中期間鎮暴警察與抗爭者雙方的演化，以軸線的方式呈現。作品中標註了「勇武」、「合理非」、「烈火黑潮」和李小龍的「Be Water」等等抗爭專用化的詞彙，每個詞彙的背後都承載了沉重的故事。然而其中最怵目驚心的，竟然是「不要死」如此不該是盼望的盼望。

對照法國、加泰隆尼亞、黎巴嫩、南韓以及台灣等地的公民運動。作品所關注的，並非只是制度與執法，更是人心深層的普世價值。當一個社會制度無法因為順從而安全，生命財產漸漸失去了保障，就必然會迫使人民，以行動表達自由意志與尊嚴。在這樣的過程中會付出沉重的代價，但是無路可退的人民並沒有選擇的權力。此作如此沉重，也再次提醒了每一位觀者：天賦人權並不全是天賦的，更是一點一滴爭取來的。

劉哲榮，《Face off》，80x90x60 cm，玻璃纖維、現成物，2008。（圖/藝術家及順天藝術中心提供，2020年順天建築•文化•藝術中心：《原•點》展出，非池中提供）

藝術家劉哲榮的雕塑，長期探究個體意識與人際關係的種種競合。作品《Face off》中的台灣黑熊，正在用白油漆化妝，在鏡子前努力把自己變成「更受歡迎」的熊貓。如此笨拙的行為很荒誕甚至可悲，卻又對照著人人都經歷過「迎合他人」的生命階段。觀察主角黑熊的神情，似乎敘述著身不由己、落寞的處境，排斥與放棄同時顯露。相當直觀地敘述一種不自信甚至自我否定的精神狀態。藉由類似寓言的手法，作品表達出一種對於自我定位和期許的迷惘。

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有「被認同」的天然需求，然而現實生活的運行更多需要的是服從及均質化，只有極少數人完全不在乎他人對自身的看法。這使得生活成為了不斷被規訓的過程，並且反覆地要求人們做出回應。於是「在社會化與自主性之間找到平衡」成為了生命的必修課。兩者之間的取捨過程，形塑了個體存在的依據，也引導出「我如何是我？」的哲思探討。

翠西•艾敏Tracey Emin，《I am The Last of my Kind》，182.3 x 120 x 3.5 cm，Acrylic on canvas，2019。Private Collection, courtesy Galleria Lorcan O’Neill Roma © Tracey Emin. All rights reserved, DACS 2020，2020年Royal Academy of Art：《The Loneliness of the Soul》展出（圖/非池中提供）

許多的藝術家透過創作來展現自我，然而藝術家翠西•艾敏卻是藉由「自我拆解」來進行創作。在破碎家庭成長、13歲時遭到強暴等等的經歷，讓藝術家的作品中，慾望與毀滅的成分總是高過於光明。凝視作品《我是我的族類中最後一人 I am The Last of my Kind》，粉紅色的女性身軀勉強地靠著輪廓線維持形體，像是書信又像是日記的文字，則是寫下了沒有終點的卑微、孤寂、惶恐和絕望。作品幾乎就要放棄自我的氣息，與粉色調的畫面形成了耐人尋味的痛覺。單純的畫面結構與文字運用，赤裸裸地迫使觀者感受藝術家的焦慮與矛盾。

翠西•艾敏害怕活著而不被愛、也害怕自己不再具有意義，卻遲遲無法找到與自己相處的方式。作品顯示出她的自我質疑，只能藉由創作詢問著「如何活下去？」、「如何存在？」這一類的大哉問，試著回應身心靈何去何從的古老命題。這些問題的答案自然因人而異，無法由他人解答。而作品也沒有解決企圖任何問題，而是一種「試著證明什麼的紀錄」。透過畫面半強迫地引導觀者，關照自身的存在方式。

藝術家：526，《模板》，模特兒：Aaron, Amaury, mico, Vladimir，後製：Chara Yu，文字：kowei。（圖/藝術家526授權提供，非池中提供）

藝術品關於生存的討論，範圍大至地球，小至個體意識。經常往返於「存在 / 不再存在 / 如何存在」的思考途徑。光明面與陰暗面交錯影響著人類的思緒與行為。從不同層次的藝術詮釋中，能夠感受到複雜的人性。當代藝術對於自然環境、群體記憶、文化傳承、天災、人禍、科技、社會階層、權力、歷史、政治、價值觀、活下去、身分認同、人際關係、自我定義、孤獨、恐懼、迷惘、性別、疾病、記憶等等不同的課題做出回應。無論藝術品的指向物為何，都是一個時空中文明的結晶。2020年是全球經歷疫病的浩劫、持續對抗困境的特殊時刻，但也或許是一個鑑往知來的時機點。於是藝術，再一次地彰顯出自身的價值。

小泉明郎KOIZUMI Meiro，《失憶狀態》，2015，雙頻道錄像 / 13分05秒。（圖/小泉明郎、安娜 • 葛林畫廊(阿姆斯特丹)和無人島製作(東京)提供，2020年鳳甲美術館與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C-LAB：台灣國際錄像藝術展《ANIMA阿尼瑪》展出，非池中提供）

藝術品雖然無法直接成為處世之道，也很難對於種種困境提供什麼標準化的指引。但是藝術品所詮釋的感知與觀點，是填補文字和語言空白的有效（甚至更精準）方式。好的藝術品能夠為不同課題提供「有意義的討論途徑」，進而承載時代的真實。這些功能，也就讓藝術品成為了艱難環境中，人類最有價值的關鍵產物之一。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非池中（原標題：經歷艱辛的2020之後，我們如何再次凝視「藝術創作之於生存」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