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約瑟夫・普立茲（Joseph Pulitzer）到普立茲新聞攝影獎80週年展

文字記者訴說真相，揭露人們未察覺的幽暗角落；
攝影記者則是新聞業的紀實藝術家，他引領你赤裸走進新聞現場，
直擊當事人的面容，無論是恐懼的、驚嚇的或者喜悅的。
每個鏡頭皆是不可抹滅的歷史存在，
隨著在台北華山展出的「普立茲新聞攝影獎 80 週年展」，
我們得以爬梳歷史與時代的樣貌。

我們常用「小時不讀書，長大當記者。」 嘲諷當代新聞媒體業缺乏專業的現象，但此話若是傳進普立茲獎發起者約瑟夫普立茲（Joseph Pulitzer） 的 耳 裡， 大 概會使他氣憤地從墳墓中爬出來理論一番！1847 年出生於匈牙利的普立茲，曾經經歷過內戰。在 17 歲時想從軍卻因健康狀況屢遭拒絕，直到美國賞金招聘人員願意徵收他，使其有幸前往波士頓；但這也讓他發現軍中的收賄陋習，發現真相的他帶著賞金於鹿島（Deer Island）跳船，輾轉加入紐約的德國移民部隊，從軍實踐僅僅短短的九個月。

敢於打破規則的先鋒者

結束從軍生活，僅會德文與法文的普立茲在美國聖路易市以零工維生，經常待在圖書館研讀英文和法律，因此結識了《德語日報》（Westliche Post）的編輯，自此開啟報業生涯。性格剛烈的他，以敏銳的批判文字逐漸變成知名的記者。1878 年、 1882 年更先後成為《聖路易快郵報》（St. Louis Post Dispatch）、《紐約世界報》 （New York World）的擁有者。

他不僅讓紐約世界報創下全國發行量第一的紀錄，也開創了專欄形式內容，大量運用漫畫講述易懂的新聞等美國報業先例。而他也是第一個提出應在大學增設新聞學院的人，但卻遭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拒絕，只因十八世紀末之際，大眾認為新聞只是才藝而非一門專業。

誕生於一份遺囑的新聞獎

晚年致力推動新聞教育的普立茲，卻因健康急遽走下坡而逝世於 1911 年，但在他於 1904 年所立下的一份遺囑，卻將他對新聞的執著自此永存。這份詳細的遺囑中，包含了捐贈給哥倫比亞大學開設新聞學院的 250 萬美元；以及設立普立茲新聞獎以表彰新聞同業者的貢獻，他更在當中指名需為此獎項設有監督委員會，用以確保該獎項能因應社會趨勢永續存在，足以可見他對新聞專業的念茲在茲。

後人遵照遺囑，於 1917 年首度頒發普立茲獎，初期僅有新聞、文學與戲劇獎且僅限美國報業參與；現今普立茲獎被譽為 「新聞界的奧斯卡」，是世界各地的新聞從業人員心中最高殊榮，每年頒發多達 21 個不同類型的新聞獎項。其中新聞攝影獎於 1942 年首次頒發，歷經 80 年， 至今已累積 138 幅珍貴的得獎作品。

「如果它能讓你笑，讓你哭，或把你的心給撕碎了，那它就是一張好照片。」1969 年普立茲新聞攝影獎得獎者 Edward Adams。

在靜止的快門中招回每個瞬間

走進華山，一幅幅的「過於真實」的影像映入眼簾，你可能需要時刻提醒自己呼 吸，因為展覽路線會帶你穿越時空，回到四零年代直擊戰爭、政變甚或是種族清洗的現場。它們提醒著人類無需重蹈覆徹；也揭示了那些不被看見的地方仍存在關注的真相。

親臨二戰期間最血腥的戰役之一——位於太平洋的硫磺島的《美聯社》記者喬・羅森索（Joe Rosenthal）表示：「我最初是想要拍攝他們降下一面國旗，升起另一面的照片，但是我無法將相機設在準確的位置，決定只拍攝升起的那一面旗。」羅森索抬起龐大的 Speed 060 Graphic 相機，捕捉到這一幕。這場殘酷的戰役中，有 6,821 名海軍陸戰隊員喪命，包括羅森索照片中的其中三位隊員。

救與不救？孰能定奪

「我的普立茲獎是靠戰爭和飢荒而贏得的，這個獎項帶給我的唯一意義是始終輾 轉難眠的夜晚」曾於 1984 年與 1985 年 榮獲普立茲新聞攝影獎的史坦・格羅斯菲爾德（Stan Grossfeld）如此說道。而我們可曾想過，此次展覽中每幅影像，皆需仰賴攝影記者長時間的蹲點、與當事者一 起經歷那場戰爭；抑或是必須親臨火災、飢荒或犯罪現場，方有機會捕捉那關鍵的一刻。

當記者們直視著危險或人們求救的瞬間，卻必須先按下快門，只因「將真相傳遞給大眾」是其首要使命。這也使得有些人在工作結束後得到了創傷壓力症候群；部分則因為照片刊出後遭到排山倒海的輿論譴責，最後選擇結束生命。「我永遠忘不了孩子們餓死的聲音。」當時任職於《波士頓環球報》攝影記者的 Grossfeld，於瓦德夏拉芬的難民營中，拍下一對飢餓的母子排隊等待食物的畫面，數小時過後那位孩子便過世了。

而在另一個清晨六點，《聖路易郵報》的榮恩・歐許萬格（Ron Olshwanger）則是一夜沒睡，他從警察廣播中得知了另一處失火地點。在幾分鐘之後，一棟公寓倒塌隨之倒塌，救難人員抱著一位女童踉蹌而出，並立即為她進行口對口人工呼吸。 「之前，在其他的火災現場，我忙著協助受難者，因此沒有拍到照片。但是在那種情況下，我無能為力。」那一天是小女孩的兩歲生日，但是她沒有活下來。

這個世界很糟，但我們仍需擁抱與親吻

回到了近代新冠肺炎依舊肆虐之際，埃米利奧・莫瑞那（Emilio Morenatti）總是 騎著小摩托車穿梭在巴賽隆納的大街小巷，記錄著病毒對老年人造成的無情的影響。他每天都會見到身穿防護衣的停屍間人員來回搬運著屍體，這是一項讓他感到害怕的拍攝任務。

這一天，他看到了一對年長的夫妻隔著一 層塑膠簾幕親吻擁抱。此溫暖的場景頓時照亮了他的心，而也是在這個瞬間，讓他感受到這份被苦難圍繞的工作背後的意義。除了影像所透露的令人不安的黑暗與爭議，我們必須深記快門底下那些仍舊可能的幸福或雀躍，而這其中也包含了一個普世不變的解答——愛。也許我們總會害怕直面人性的醜惡，但只有當我們願意直視黑暗，才有迎來光明的機會。

TEXT / Fred Feng
EDITOR / Kate Chu
PHOTO / 藝多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