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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純粹的實驗者 中國錄像藝術之父張培力

自1988年做了第一個影像藝術作品以來,張培力捨棄原本學習的繪畫,沉浸於包含時間、畫面以及多種可能的錄像藝術之中。他被譽為中國錄像藝術之父,此次隨著〈中產階級拘謹的魅力-當代華人觀點〉藝術展來到台灣,帶來他最新的作品,並談談他對中產階級與藝術語言的想法。

WE:這是您第一次在台灣展出,也是您首次造訪台灣,心情與想法是?

張培力(以下簡稱張):台灣,很多年都想來,但很奇怪,一直沒有機會。對台灣的期待是很想看,多看一點,一切對我來說很新鮮,儘管都是華人,但有很多地方我們是能容易溝通的,這是我覺得最舒服的一件事情。台灣也是個特別的地方,政治背景不同,整體環境也不同,可以說現在台灣是處於一個民主社會的階段,也是個多元文化的地方,我很想了解、很想知道,什麼都想看。我們後來多增加了兩天時間,現在覺得有點不夠。

WE:這次展覽帶來什麼作品?

張:有一件作品是2008年作的〈降風〉,策展人建議我用這件作品,我接受他的建議。這件作品是2008年時在北京展覽現場搭了一個房子,用五台攝相機從五個角度同步拍攝,從搭房子到現場拍攝都是按照電影的製作方法來做。房子看起來是比較優雅的,有點中產階級味道的房間,然後被一陣狂風破壞、整個摧毀,最後成為一個廢墟。我紀錄了整個過程,當時展覽現場保留這片廢墟,與五個視頻成為一種並存的關係。這次來展覽,這堆廢墟很難被再現,因此只能是單獨呈現視頻。

另一件作品〈2012肖像〉,錄像長度差不多20分鐘,是上個月剛剛拍攝、剪輯完成的一個新作品,這個作品計畫是幾年前就已經有的,錄像中有15個左右不同人的肖像,每一段裡人被突然打開的燈光刺激,眼睛一時睜不開,然後慢慢地、慢慢地努力睜開眼睛,有的人適應的快一點、有的人適應的慢一點,總之都會有一種不太舒服的感覺,這完全是自然的生理反應,也是每個人都曾有過的體會。錄像中所有演員都不是專業演員,而是隨便找來的一般人。我為錄像加上了聲音,關燈光的聲音輕一點、打開燈光的聲音大一點,讓聲音也有一種張力。錄像中會看到有些人對燈光反應特別強烈,會流眼淚,其中有個男孩子眼睛還發腫,若看的時間長一點會發現他眼淚有點出來了。

尚待成熟的中產階級

WE:您對這次展覽主題〈中產階級拘謹的魅力〉有何想法?

張:我沒看過布紐爾〈中產階級拘謹的魅力〉,這次主題我沒有跟策展人有很多的交流,我看這個主題覺得很有意思。台灣與大陸對於中產階級的概念可能本身就有點不太一樣,首先,我自己理解的中產階級在社會階層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可能是兩邊不討好的一個階層,對於底層的人來說,這個階層很附庸風雅、有點傲慢、有點虛偽;但是對於上層社會,或者我們說貴族化階層來說,這個階層是有點複雜的,特別是在中國大陸。從型態來講,這個階層是存在的,有房、有車、有固定職業,年收入約15~20萬人民幣,甚至30萬人民幣。而實際上從政治上或社會地位上來談,這個階層是不成立的,因為這個階層沒有聲音。

事實上,完整的概念中,中產階級在社會當中是非常重要、很活躍的一個階層,真正在改變社會的就是中產階級,特別是社會變革時,貴族階層實際上是被動的、姿態是保守的,他們想盡量維護、維持原狀。中產階級會比較敏感地發現社會許多問題,再低一點的階層,社會地位比較低的,可能是擺攤的或清潔工,但如果他在知識方面,在政治、社會觀點上有明確的個人態度,在這個方面我們也可以把他納入到中產階層。中產的思想性、批判性是非常重要的,而這點恰恰又是,至少我看很多中產階級是不具備、很欠缺的,大多數收入上有達到,但思想上沒有。中產要能發出聲音,若中產不發出聲音,那麼這個社會是有點畸形的、有一點點變態的,或者說中產的聲音被壓制住,那這個社會是不健康的。

真正的藝術影響力

WE:那麼藝術家對於社會的影響?

張:我一向認為藝術家對整個社會來講,影響力還是比較微弱的。若對社會有影響,可能指的是很小的一部分。

WE:近年來西方對於中國藝術家非常看重,是否代表中國藝術家的影響力增加了?

張:我記得以前,在東歐捷克,音樂家透過一首搖滾歌曲後來影響到社會(推動捷克民主化運動「絲絨革命」的「宇宙塑膠人」樂團)。也是因為這個原因,近幾年艾未未在西方受到特別大的重視,但我覺得這事情有點奇怪,我不是說他東西不好,就是說,艾未未在中國反而沒有他在西方那樣的被別人接受,或者有這麼大的影響。捷克音樂家的影響力首先是在當地,在當地喚起民眾、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青年,然後才有國際的影響。真正的政治影響,在西方的政治影響有什麼意義?如果藝術要影響民眾與社會,肯定先是影響周圍的人,周圍的人無動於衷,但幾千公里、幾萬公里以外的西方社會覺得激動,那有什麼意義?而最後在西方影響的結果是什麼?是進了大博物館,但如果在中國,隨便問一個人是否知道艾未未,他們會說不知道。

這讓我開始思考,在中國的中產階級該用什麼方式來影響社會是有效的?這不僅僅應該是一個讓別人看的標籤。所有的政治家,如南非的曼德拉、波蘭的瓦文薩、韓國的金大中,他們是純粹的政治家,或者得過諾貝爾獎,被俄羅斯流放的作家索爾人尼琴,他被驅逐,但他寫作直接對周圍的人有很大的影響,這很重要。若你做了很多事情,只是一小撮人、知識份子、周圍的一批朋友知道,然後西方社會知道,嚴格來講這不能說是影響,至少我認為這跟捷克的音樂家比起來,這個影響要微弱的多、太間接了。

我不是一個純粹的實驗者

WE:能談談你的創作嗎?你是什麼樣的藝術家?

張:首先,我覺得對藝術家來說,藝術語言是很關鍵的問題。任何政治語言、政治態度放到藝術語言上面來談,也是不同型態的。一個保守的社會、保守的利益團體所推崇的藝術語言,像是納粹、文革,推行的東西是非常明確的,按照官方的說法就是健康的、向上的、有戰鬥力的。在我看來,這樣的東西一方面帶有強制性,另一方面在語言上是非常模式畫的,遏制了所有個人在藝術語言方面的想像力。這個模式跟其背後的政治需求是有關係的,它不可能說,能夠給予藝術家有個人想像的自由和空間,它是機器做出來的杯子或螺絲,大家都是統一的。在藝術作品上、風格上、語言上都是統一的,而藝術要走出這樣一種模式時,它是在對於自由的一種訴求,不是抽象的自由,而是個人的自由;不是集團的自由,不是你代表什麼中產階級或一部分人的。

首先是一個個人的自由,有了很多不同的自由,然後你會看到這些個人的自由,可能會有一些類別化的傾向,會有一種趨勢,所以我們談藝術語言的訴求、追求、解放,其實不是藝術語言本身,其中也包含了、已經包含了政治的問題。兩個事情是不可能分開的,不可能你希望想要有自由的訴求,同時藝術語言又是非常保守的,這是矛盾的。同時我在想,當不想用以往的方式來表達,那麼同時在你表達的東西裡面,也包括了你的政治態度、以及對社會的、文化的很多看法。我自己覺得,有的時候是這個東西比較讓人困惑,困惑如何恰當的表達。

在藝術方面,我自己覺得很觀念的一個問題是如何恰當的表達,也就是說,我不純粹對藝術的問題感興趣,我不是一個純粹的實驗者,我不認為藝術本身可以實驗出什麼來,實驗的本身就是為了表達,實驗的本身也是一種表達,也就是說,它總是一種訴求,而在我看來,實驗本身不是純粹的語言上的訴求,它同時也是一種政治訴求。因為解放語言本身,就是解放思想、解放你的想像力。

我不肯定我一開始是不是意識到了,我覺得這東西更多時候是一種本能,就是覺得壓抑、希望改變。可能我剛才講了許多,用很簡單的方法來說,我在很多方面、藝術方面,我覺得我可能更多的是一個比較矛盾的態度。在語言方面、在實驗方面,我不想走得太前面。但我也不希望按照已有的、別人熟悉的那種方式來做,恰當的表達是很難的。實際上觀眾也是,他們的解讀能力、理解能力是很不一樣的,所以也很難符合所有觀眾的理解能力和觀看能力,這是不可能的。

WE:創作時會考慮到觀眾是否看得懂嗎?

張:當然會考慮,但不要求每個人都看得懂,我對自己的作品沒有抱過這麼大的希望,連我父親也不見得看得懂。有些時候,有的觀眾他對這個其實不感興趣,我覺得如果他對一個問題有興趣,首先他會進入到這個問題,然後對相關的問題會去了解。所以他不會直接問你這作品什麼意思呀?什麼意思背後的一句話就是,你這個東西對我來說是沒有意思的,那我告訴他的意思不是他能夠接受的那個意思,所以我覺得告訴他也很難,因為告訴他也不是一兩句話就能告訴的。還有就是,往往我的作品都沒有一個具體的意思,我要怎麼告訴你?如果我作品裡有一個簡單的意思,那就兩句話很輕鬆就可以說,但往往沒有。所以這個意思可能是寬泛的、抽象的,我本身也希望別人能從不同角度去解讀,有多種解讀的可能。

Photo/鄧明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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